“是科技的力量，是教育的力量。

我相信我能够做到，

更多的听障者也能够做到。

不管用的是手语还是口语，

都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生活，

去活出自己的人生。

科技让听障人士在很多时候

也可以直接‘听’。”

中国首位聋人语言学博士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学院郑璇在日前举行的“瞰见未来”2024复旦管院新年论坛上说道。

“非典型”成长的语言学博士

两岁半的时候，一次感冒发烧注射药物过量造成了郑璇永久性的听力损失。

“我的成长历程或许会让大家觉得非常'非典型'，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听障人士是用手语的，而我会汉语、英语、中国手语和美国手语四种语言，也能够做手语翻译，可以担任听障人士和健全朋友之间的语言桥梁。”郑璇介绍道。

2009年博士毕业后，郑璇成为了重庆师范大学的教师，“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想面对面地教听障大学生。”而当时，那里是国家唯一一所西部聋人高等教育点。

2020年，因为国家通用手语事业发展的需要，也因为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聋教育方向建设的需要，郑璇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，“开始在新舞台上寻找我的未来，也寻找中国听障人士事业的未来。”

在科技赋能的人生中“听见”世界

“科技如何为我的人生赋能呢？”郑璇回忆道，“从两岁半开始失去听力，助听器就陪伴着我的一生。三岁时，爸妈从香港买来最好的助听器。当时的助听器是一个大大的盒子，外婆就为我缝了个红色布袋，让我把它挂在胸前。那会儿我走在外面，很多人会用奇怪的眼光看我，好像看外星人那样，给我带来很沉重的心理负担。”

随着助听器的更新换代，开始用上了小巧的耳背式助听器。“大家听我说话比较清晰，可能会觉得郑老师你的听力损失是不是没那么严重？”在郑璇看来，话说得清不清楚和听力损失之间没有必然关系，更多地取决于我们的教育、康复和后期支持。我是听力一级残疾，是残疾等级中最重的一级。“所以这是什么力量？是科技的力量，是教育的力量。我相信我能够做到，更多的听障者也能够做到。不管用的是手语还是口语，都能够拥有高质量的生活，去活出自己的人生。”

郑璇的信念是这样一句话：除了听，聋人什么都能做。“我有很多残障朋友，包括视障、肢体、神经多样性障碍朋友等，当我分享'除了听，聋人什么都能做'这句话给他们时，有些朋友提出了反对意见——那盲人是不是除了看什么都能做？肢体障碍者是不是除了自如出行之外什么都能做？”

他们的观点让郑璇深思，听障人士是真的不能听吗？随着时代进步和科技发展，现在很多聋人可以开口说话，“十聋九哑”已经成为历史，即使只能使用手语，但手语也是一种语言，并不是真正地无法“发声”，不是真正的“哑”。

科技让听障人士在很多时候也可以直接“听”。郑璇在读大学时，利用中文系的优势学习了语言学、语音学，知道每一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，从而进行自我矫正训练。“我用随身听把自己说话的声音录下来放到耳边，仔细地听和辨音，借助仅有的残余听力，让自己的发音越来越规范清晰。这个过程其实也印证了一件事：通过努力，我们可以去探索未知的禁区，甚至也可以做到‘听’。”

做语言和文化的“架桥者”

从2009年开始，郑璇从事聋人高等教育，直接培养聋人大学生、特殊教育师范生，教他们学习手语和聋童的心理与教育，还曾带着学生登上山东卫视《我是先生》，央视的《向幸福出发》《朗读者》等很多节目的舞台。

“在教学过程中，我切身感受到了自己作为一名聋人教师的意义。当我站在舞台上、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时，在他们眼里能看到充满信任的力量，看到他们眼中燃起的火花。也许，作为一个本身具有残障的教师，我站在台上时更能给他们希望，更能让他们相信，自己也可以，自己的未来也有无限的可能性。”

在探索怎样让“残障友善心理咨询”理念被心理咨询界接受过程中，郑璇发现，光是解决语言问题、文化问题、心理问题仍然不够。在心理咨询界流传着一句话：最好的心理咨询是社会变革。有时候孩子的心理问题映射出的是整个家庭、整个社会的无力。“所以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社会变革上再多做一些事？”

“也因此，我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。我的成长得到了家庭的支持，社会的关爱，我现在从事的是立德树人的教育事业，我所有想做的事，归根到底都是对残障者的支持，而这些支持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。”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障碍”

我们要如何去定义“残障”？在郑璇眼里，无障碍不仅针对残障人群。戴助听器和戴近视眼镜有本质的区别吗？摘下助听器就听不到，摘下眼镜也会看不清。 

“残障”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有一定障碍，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中的“不可承受之重”，也可以说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障碍”。

当我们建设无障碍便利设施，例如为坐轮椅的朋友铺设坡道或安装电梯，但这些设施其实不仅仅给他们使用。体力不支的病人、行动不便的孕妇……“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无障碍设施。”

融合教育让生活更“完整”

技术正在为残障者赋能更多。在教育领域，聋校教育正在不断变革，时代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聋生接受融合教育、随班就读。

聋生的书面语教学和普通人的书面语学习并不一样。普通人先能听、再会说，自然而然就可以学会书面语，但对听障者来说难度很大。“我们现在面临一系列挑战，技术赋能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。”

有些人觉得，聋生康复之后就可以“能听会说”，然而恰恰是表面上所谓的“正常”才掩盖了很多问题。聋人朋友活得特别艰难，接收到的信息仍然支离破碎，他们的声音并没有真正被听到、被看到。“我们需要发展高质量融合教育，让用手语的聋人朋友也可以接受融合教育，这是我们要持续思考和回应的问题。”

郑璇的职业愿景是希望通过她的努力，构建对听障者乃至整个残障群体的支持。从孤独走向沟通，从隔绝走向融合，在滞后时得到支持，在创伤中得到疗愈……“每个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个体。我们可以撕下一个又一个标签，彼此把对方当作完整的人来看待。”

没有人是一座孤岛。让我们一起努力，去营造一个让听障者、残障者，乃至每一个人都能活得舒服、活得自在、活得精彩的世界。

在普通人的眼中，结婚登记或许只是两情相悦、一纸证书的简单手续，但在聋哑人世界里，这一步却可能变得尤为困难。最近，一名聋哑女在登记结婚时遭遇了难题，引发了社会热议。

这名聋哑女因无法或无法通过语言表达自己的结婚意愿，被民政部门拒绝颁发结婚证。这一事件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议，有人认为民政部门的做法是为了保护残疾人，严格依法办事，没有错；也有人则指责工作人员过于死板，是一种“刁难”。

面对这样的“特例”，当地民政部门的做法有法律依据吗？

根据我国《婚姻法》和《婚姻登记工作规范》的相关规定，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双方，必须明确表达自己自愿结婚的意愿，并对对方没有任何疑虑。民法典也规定，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。

可见，这名聋哑女因“无法表达结婚意愿”而被拒发结婚证，完全属于依法行事。因而，当地民政部门的“拒绝”并没有什么问题，更非刁难。

事实上，这一事件并非孤立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聋哑人士都会面临类似的困境。虽然我国法律保障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如何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

因此，为了解决这一难题，建议这名聋哑女学习一些简单手语，然后再办理婚姻登记。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交流，她可以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需求，与结婚对象进行更好的交流，有利于婚姻关系的维系。

此外，各地民政部门也应该加强对聋哑人的关注和帮助，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。同时，法律也应该加强对聋哑人的保护和支持，确保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。

诚然，在保障残疾人权益方面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希望这名聋哑女能够顺利解决婚姻登记问题，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残疾人能够得到关注和支持，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
文章素材来源：众播视频、小莉帮忙